獨居老人突發疾病直到去世后才被發現……不愿言說的“獨居之殤”！

原標題：獨居老人突發疾病直到去世后才被發現……不愿言說的“獨居之殤”！

今年是劉群德（化名）成為獨居老人的第8年。

70歲獨居老人劉群德前幾天突發腦梗住院，他的孩子們遠在美國、加拿大，無法回到他的身邊進行照料。

在我國像劉群德這樣獨居在家的老人并不占少數，根據民政部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2018年，我國的單身成年人口數量為2.4億，其中包括了7700萬獨居成年人。

2017年國務院公布的《“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中提到，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齡老年人將增加到2900萬人左右，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

隨著獨居空巢老人數量的不斷增大，由此引發了一系列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獨居老人突發疾病后的應急“漏洞”

大部分的獨居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能夠自理，至少吃飯、上廁所、洗澡等最基本的活動沒有大問題。但當遇到突發疾病后的應急，如何自救，老人能否及時送醫治療等成為了目前獨居老人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而對于這些獨居老人來說，最不幸的是，突發疾病直到去世后才被發現。

王安（化名），1935年出生，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東趙鄉人，由于年輕時遭受了一些打擊，精神有些不穩定、性格也較為內向，一生未婚娶，膝下無子。2013年被發現趴在家里的地上，已死亡4-5天。

“聽親戚們傳老人好像是突發心臟病去世的，之前身體一直都好好的，也沒聽說有什么大毛病，但老人一天只吃兩頓飯，喝涼水，屋子里冬天也沒有暖氣，上次去看他的時候燈泡也壞了，進到屋子里黑乎乎的。”一位王安老人的親戚回憶起來說，王安老人去世后，侄子們回來把老人安葬了。

“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忘了”，關于王安老人被發現的具體死亡時間，與王安老人同住一村的侄子現在已回想不起來。作為老人生前的主要照顧者，其侄子表示，偶爾想起來會去看看，因為平時自己也很忙，所以不會經常過去照顧。

“老人在突發應急條件下，在身體都無法行動，神志不清的情況下一個人根本無法實施自救。獨居老人在突發疾病后的應急方案落地問題亟需有關部門關注和解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宋煜說道，在我國有不少地區都出現過這種現象：獨居老人發生緊急狀況，都是有關單位發現問題后通知家屬，去世的老人才被發現早已病死在家中。

獨居老人是社會變化的產物，但也是問題

“獨居老人現象既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也反映出現代意識與傳統文化沖突性的一面。”宋煜研究員介紹，獨居現象的產生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是政策因素。生育政策中客觀上造成了獨居現象的產生。由于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持續三十多年的低生育潮和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我國老齡化趨勢會進一步加重。根據中國人口學會和聯合國人口基金共同發布的報告預測，2030年中國老齡化程度將達到25%左右。四世同堂在現代社會中存在已不太現實，快速的生活節奏與大城市帶來的生活壓力造成了家庭的小型化趨勢，會有大量空巢老人和獨居老人的出現。

第二是經濟因素，老人現在在經濟上是可獨立的，當代老年人退休后的經濟實力和消費能力使他們有獨立選擇生活的條件，也給空巢帶來了可能。

第三是個人因素，一些高學歷、高智商的老人的空巢比例較大，他們的孩子有很多在國外，在事業上有較高建樹。還有些老人喜歡清靜想一個人生活，不愿被打擾。

第四是養老觀念、家庭觀念的改變，已婚夫婦更愿意自己生活而不愿意和雙方父母共同居住于同一個屋檐下，獨立意識越來越強并受到普遍認同。因此可以說，社會觀念也逐漸在接受空巢老人現象。

與此同時這也是問題，“首先，尊老、愛老、孝順老人等傳統觀點逐漸被淡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空巢老人現象是合理的，這是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宋煜研究員說，這與我們傳統觀念中的“幾代同堂、合族而居”是不同的，對于維護傳統文化確實造成了壓力。

宋煜研究員表示，獨居現象的另一個問題，是養老服務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了不同區域、城鄉之間在對待獨居老人問題上的不同做法。除此之外，還有服務在落地上的不均衡，比如像在北京地區的養老驛站已成規模，但具體到服務落實情況還有待提高。

“孤獨死”是日本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引發社會問題的縮影。高齡者“孤獨死”現象經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阪神大地震、21世紀00年代三個時期的演變，以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少子高齡化為背景，日本家庭規模極小化、家庭成員個人主義膨脹、受雇型就業持續增加、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等因素導致高齡者“孤獨死”現象頻發。“成熟的，東亞的無信仰的社會發展出的一種必然的現象。”在日本NHK紀錄片2010年《無緣社會》紀錄片中形容了這一現象。

在臨床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院士常常會遇到因為獨居產生心理問題來咨詢就診的老人，有一位80多歲的老人讓他印象深刻。這位老人自己身體很好，但是老伴得了癌癥，醫生說頂多活三個月到半年，老人悲傷痛苦，接受不了現實，覺得自己也不想活了。老伴去世后，老人接受了一段時間治療，居住國外的孩子也回來照顧了他一段時間，這才度過了那段艱難時期。

“還有一位77歲的老人，老伴去世以后，半年內他就抑郁了。”陸林院士說，這位老人只身一人在北京，有自己的住房，沒有經濟負擔，但他卻整天不吃不喝，覺得自己活著沒有價值。

“經治療病情好轉以后，我們建議他回到老家，跟弟弟和侄子們住在一塊，避免一個人生活。因為如果再回到孤獨的環境當中，不利于疾病的康復，還會容易引起復發。”

“獨居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響很大，比如我們經常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一對老人中如果一位去世了，另一位很快也跟著去世，這可能是因為生活規律改變、不良情緒蔓延，導致某些慢性病惡化了。”陸林院士表示，孤獨會造成很多的精神心理問題，經常獨居的老人，老年性癡呆、抑郁癥、失眠甚至自殺的風險都會明顯增加。

不愿言說的“獨居之殤”

“我這也不算什么大病，只要孩子們好我就開心。”生病后面臨著諸多不便的劉群德，依舊在默默承受，不愿多提及他的“獨居之殤”。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留守獨居老年人，老伴跟著孩子去了大城市，自己一個人在老家獨居承受著繁重的經濟壓力與生活壓力，但也默默無聲，無條件的支持孩子的事業與生活。

有些獨居老人即使生活中面臨種種困境，孤獨、無助，卻也不愿意對外訴說，陸林院士分析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老人不想給別人帶來麻煩，給子女帶來麻煩；第二，他覺得說了子女也不一定能理解，也無法改變現狀，不能解決問題；第三，很多老人年輕的時候都是吃苦過來的，所以遇到困難就自己硬撐著，不愿意到處訴苦。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老人會變得抑郁，甚至自殺。”

陸林院士認為，關愛獨居老人是多方面需要努力的事情。

“首先，呼吁國家進一步完善養老體系，比如養老院群體養老，可能比獨自居家養老更好一些，避免老人脫離社會；其次，街道、志愿者組織、企業等社會機構，要多關注獨居老人，組織一些老人力所能及的活動，讓他們持續跟社會、跟社區、跟其他人之間有所交流，避免生活圈過窄；再就是提醒年輕人，有條件的可以跟老人住在一塊，如果條件不具備，建議每天給老人打個電話、撥個視頻，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好的精神慰藉。畢竟，再完善的社區幫扶也代替不了親情關愛。”

陸林院士也給獨居的老人幾點建議，一個人生活，也要保持生活的規律，均衡飲食，規律作息，堅持鍛煉，身體允許的條件下多參加社區活動，這都有利于老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

在國家管理層面上，宋煜研究員表示大力發展市場化手段、公益化手段在幫助獨居老人方面的作用。

宋煜研究員介紹，首先，人才的作用不容忽視。要想實現養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除了加大經濟投入之外，人力資源也是很重要，得有人愿意去做這件事情，愿意去幫助這些老人，比如雇一些人去看護老人，或找第三方機構、志愿者組織。

關于農村的獨居老人，宋煜研究員介紹，在農村更多強調互助養老。在江浙滬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鄉鎮甚至村集體會自己去做敬老院、療養院，雖然這些并不是純粹的養老機構，但是鄉村通過敬老院將獨居空巢老人集中起來，且配合醫務室和食堂，來解決老人的飲食起居與看病問題。其中，當地的鄉鎮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也會給予經費上的支持。

“農村開辦的敬老院是村集體來做的，有些時候是要憑當地村領導干部的良心，除此之外也有賴于鄉村的經濟實力。”宋煜研究員介紹，農村養老以自管型、互助型的養老模式為主體，最終靠村集體解決，這也是和城鎮養老的一個根本性區別。

在城市方面，宋煜建議，可以學習農村發揮老人的自主性，鼓勵互助型養老；發揮第三機構及公益組織在照顧獨居老人方面的優勢，組織去獨居老人家里定期尋訪。對老人的作息習慣和身體狀況也可以隨時保持關注。社區衛生站可多參與服務空巢老人，強調家庭醫生對老人的幫扶作用，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出醫養結合中服務協調的一面。（健康時報記者 郝倩玉 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