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捅破了職場玻璃天花板
解放前的上海,我們的上一輩將外國人投資的工廠、店鋪統稱為“洋行”,把來自于國外的商品稱為“洋貨”,比如將火柴稱為“洋火”。現在,我們把外國人投資的企業稱為“外企”。洋行也罷,外企也罷,總之,它們肯定不同于國企———我們自己的本土企業。其中一點不同的就是,在外企,許多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在職業升遷上會遇到一層“玻璃天花板”———按你的業績與資歷,明明能坐到那個職位,但就是坐不上去。原因就是你與投資商的國籍不同。但本期職場故事介紹的劉崢嶸,卻在36歲就捅破了那層玻璃天花板。
故事人物
劉崢嶸,朗盛全球人力資源總監。
1990年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對外漢語系;1997年畢業于德國科隆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98年起在拜耳(中國)有限公司先后擔任中國區人力資源總監、公司副總經理、拜耳聚合物集團亞太區人力資源總監。2004年起任現職
人物印象
劉崢嶸的臉上始終帶著微笑。這個膚色黝黑而略顯精瘦的漢子,舉手投足間總是自然而然地透出一種親和力。當攝影師為他拍照時,他很自然地拉著同事說:“一起照吧!”
聽劉崢嶸談他的職業經歷:自擔任拜耳人力資源部經理助理開始,在短短6年里竟然每隔一年多就有一個跳躍,直到如今成為德國企業中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全球人力資源總監。在驚訝與欽佩于他的業績與活力之余,記者不禁“追問”他的“下一個目標”,他卻“王顧左右而言他”:還是腳踏實地,把現在的事情做好吧!
一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的出國留學潮一浪高過一浪。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對外漢語系的劉崢嶸,一句德語也不會講,卻靠死記硬背下的幾句日常用語,硬是闖過了簽證面試關,只身闖到了德國,就讀于著名的科隆大學。
最初的一兩年,他在學習之余經常去餐館打工。一次,劉崢嶸嘗試著給同在勒沃庫森地區的拜耳公司投簡歷,沒想到竟然成功了。當時,拜耳正在拓展中國區市場,而劉崢嶸來自中國的“先天優勢”自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自己所學的對外漢語專業優勢,在拜耳德國總部掀起了熱火朝天的漢語培訓熱潮,甚至拜耳大中華區的總裁都曾是他漢語課的學生。正是通過教授漢語,劉崢嶸雖未畢業卻已早早地進入了拜耳高層的視線。
畢業后,劉崢嶸任職于北京的拜耳人力資源部,2年半后,成為拜耳中國區人力資源總監。后來總部遷至上海,1年后,他又被升任為拜耳聚合物集團亞太區人力資源總監。
追問劉崢嶸如同乘直升機般快速升職的原因,他除了說自己運氣比較好、具有熟悉國外文化的優勢,著重強調溝通能力的重要性,“任何一個世界500強企業的在華機構,都需要不斷地吸引最優秀人才,同時使現有人才得到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人力資源部與最高層的有效溝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如何取得相互信任和默契更是至關重要。”
記者再度追問他在工作上取得成功的“訣竅”,在人力資源領域跌打滾爬6年多的劉崢嶸說:“這是與人打交道的活兒,沒有絕對可循的套路。”他打了一個比方,足球比賽中,中路和邊鋒要靈活機動,有時候你不得不從對方感興趣的領域開始,慢慢切入重點。“有些素質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比如說親和力,能讓你很自然地與人進入深層次交流,這在后天很難培養。但是,你可以學一些‘說服’的技巧,增強你的溝通能力。”劉崢嶸在科隆的7年學院生涯中,練就了一身“演講”的好本事,這對他的職業生涯發展頗有裨益。
2002年,為配合拜耳在上海地區的發展,劉崢嶸提出和當地化工職業學校合作辦學的設想,并多次前往德國總部尋求支持。又是憑借著他出色的溝通能力,他成功地“說服”了董事會,并爭取到純粹用于非生產性目的的100萬歐元投資。如今,合作辦學的第一期拜耳班優秀學員已被集團所屬企業全部錄用。
二
正當劉崢嶸在拜耳事業“發達”、干得正歡之際,又一個機會呈現在他面前:以拜耳化學與部分聚合物業務為主體的新公司朗盛(LANXESS)成立了,總裁賀德滿博士向劉崢嶸拋出了“繡球”,而拜耳方面也竭力挽留。一個是年銷售額約60億歐元、在全球25個國家擁有約2萬名員工的化工業新巨頭,一個是德資跨國化工業的傳統巨子,何去何從,劉崢嶸對此頗費思量。最后,朗盛150人的國際性人力資源團隊和每年對人力資本10億歐元的投入吸引了劉崢嶸,他帶著太太和兩個孩子,再次背起行囊,遠赴德國。
提到太太,劉崢嶸說了一段題外話。他們是在科隆大學食堂里偶然相遇相識的,后來才知道曾經同在上外求學,甚至住在同一幢宿舍樓。劉崢嶸常常感嘆,因為妻子的督促,才在拜耳繁忙的兼職中堅持完成了教育學碩士論文。回國后,妻子一直跟著他輾轉上海、北京兩地,照顧兩個孩子,給他全力支持。
劉崢嶸認為自己最終決定加入朗盛,太太的影響頗大。他說:“其實在國內,我們的生活非常安穩,而且上海是我們的故鄉,一切似乎水到渠成。但是她一直覺得過于安逸的生活不利于家庭的凝聚力,而去德國,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所以迎接挑戰成了這個小家共同的選擇。”
三
劉崢嶸顯得很低調,他說現在還不知道在朗盛能不能取得事業上的成功。但是,加入朗盛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就成功建立了一個75人的核心HR團隊,其中20人為全球服務,53人為朗盛位于德國的總部服務。作為朗盛的全球人力資源總監,36歲的劉崢嶸必須同具有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挑戰接踵而至,人們正關注著這個黑黑瘦瘦的中國人。
建立工作團隊,接下來的挑戰就是與德國勞工組織的談判。在德國,工會力量十分強大,任何一個企業,有關人事的政策,包括薪酬、福利、工作時間等,都必須得到工會的認同才能執行。好在劉崢嶸在上海任職時就與德國總工會主席薩莫爾見過面,雙方都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兩人后來又分別在上海和柏林兩次會面,話題涉及就業、社會和福利等諸多德國熱門問題,聊得非常投機。
“或許因為我恰恰來自中國,彼此更愿意傾聽各自的觀點,這反而給溝通帶來了便利。”劉崢嶸說。
現在,對劉崢嶸來說,每天連續工作15個小時已不足為奇。“在這里每天工作24小時也沒問題,”劉崢嶸打趣道,“一般的日子,我上午到辦公室先處理亞洲的事務,和亞洲方面的同事聯絡;到了下午,就得轉入德國時間,出席各種會議;而傍晚,德國的同事們差不多下班了,美國那邊就醒了,我得趕緊轉向美國時間。”
對于劉崢嶸來說,除了保持旺盛的精力,如何分配時間也成了一個新課題。他坦言:“現在絕對不可能事必躬親。如何把握全局性、戰略性的工作,同時積極有效地運轉人力資源部的各個團隊,還需要通過不斷的實踐來摸索。”
四
在劉崢嶸再赴德國任職之前,原拜耳的同事特地贈送他一本寫滿親筆留言的小書,其中很多同事都提到他的“人格魅力”。
記者談起目前國內許多職業經理人希望在外企有所發展時,劉崢嶸以其“過來人”的經歷向“后來者”建議:
首先,當今社會,職業經理人走出國門已非希罕,進入跨國公司高層更非癡人說夢。但要循序漸進地積累,切忌浮躁。
其次,國際化的工作經歷至關重要。無論是留學國外還是海外工作,這是打破跨國公司“玻璃天花板”進入最高管理層的第一步。目前擔任世界500強大中華區總裁或跨國公司核心層的職業經理人,大多具有跨洲際、跨國界工作經歷。
第三,必須長期堅持閱讀國際知名的經濟、商業期刊,積累并不斷更新知識。例如《經濟學家》、《哈佛商業評論》,以及所在國的一些權威性經濟、時政類雜志。
(采訪此文,得到上海外服公司外事公關部幫助,特此感謝)
中西方經理人的行為模式差異
一、上級領導安排工作時,中國經理一般不會把有關工作的難點疑點事先向下屬交代;西方則相反。
二、中國員工接受任務時,更多的反應是“好,我馬上去辦”,更多的表現是絕對服從,否則,認為上司會懷疑自己的能力;西方職業經理人接到任務時,則會表示“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三、碰到困難時,中國經理人更多的是絞盡腦汁想法自己解決;西方職員則更多地注重跟別人探討,借助別人力量,借助團隊力量來解決。
四、中國經理人更愿意得到直接上司的賞識,西方經理人則更愿意得到周邊同事的贊賞。
五、在上司對其完成某項工作表示不滿時,中國經理人的反應:①對不起,下次一定做好;②找理由推脫責任。西方經理人的反應:①講明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而不是推到下一級;②講明用什么方法補救,而不是說下次再做好;③說明哪個環節沒有處理好,找問題癥結。
六、中國經理人更喜歡當著上級領導的面發言,上司不在時,不愿跟同僚談真正的想法,怕別人“拿”走自己的好方案;西方經理人的心態較開放,愿與同事討論自己的方案。
故事點評
點評人:校園在線(www.e-campusonline.com)首席執行官郗慧林
“如果你愛他,就讓他到海外工作,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讓他到海外工作,因為那里是地獄。”這是一位在跨國企業海外機構工作的中國職業經理人的感言。
在劉崢嶸的背后,更多的中國職業經理人已跨出國門,他們代表著國際化的中國職業經理人,在天堂與地獄之間,探索著跨國職業發展之道。他們是非常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主動融入不同國別的文化中,遍嘗著其中的酸甜苦辣,沉浮得失。他們有成功的歡歌,也有失敗的苦痛。他們中有人成功地玩轉跨國文化,有人卻不幸成為“不洋不中”的邊緣人。
職業經理人跨出國門,面臨著一系列理念沖突:
首先,企業經營目標不同。目前中國企業主要目標是搶占市場份額,實現贏利,別的目標則強調得少一些。歐美企業的經營目標,除市場份額和贏利,員工就業、就業率、薪酬福利等,是企業經營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歐美,特別是歐盟,員工保護和工會勢力非常強大。
其二,企業管理理念不同。歐美強調當地員工的感覺和福利待遇,比如在工作高峰期,員工照樣要休假,要有節奏地生活。所以,養兵千日未必能用兵一時。
其三,企業管理制度和員工責任心不同。中國本土員工尊重制度,但更強調終極的責任心及經營結果,不拘泥于某時某地、某個環節的制度要求。在歐美,員工可以不顧經營結果,僵化地堅守一些不太適宜的制度。
其四,管理風格不同。東方管理文化習慣于精確管理加模糊管理,西方管理則非常直接、明確、精細。比如薪酬方面,基本工資加績效工資,但浮動部分很難確定,如果你向西方員工講了一個數字,最后經營不佳而未達到,他仍會向你要,那就很被動。
其五,非正式溝通機制不同。在中國,八小時以外,管理人員一起聚會喝酒聊天,通過這種非正式組織和方式,能解決很多在辦公室里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而在西方,八小時外是員工自己的空間,不希望你在周末時打擾他,中國人的這種非正式方法很難應用。
劉崢嶸在職業生涯上取得成功,應該說,正確對待與妥善處理上述“差異”,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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