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崔道植之子 理解父親不是一瞬間的事

　　崔道植與愛人金玉伊。

　　2017年，崔英濱（左一）獲得全國優(yōu)秀人民警察稱號。

　　崔道植全家福。前排為崔道植與愛人金玉伊，后排從左至右分別為崔道植大兒子、二兒子和三兒子崔英濱。A10-A11版圖片（除署名外）/受訪者供圖

　　養(yǎng)老公寓內(nèi)，崔道植正在進行槍彈痕跡檢驗。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 攝

　　崔道植（左一）在法國參加學術交流。

　　中國人的父子關系，總是帶著一些霸道的占有，深厚又時常沉默，甚至還埋藏了一些經(jīng)年難解的心結。黑格爾認為，父子相處的歷程是兩個人精神成長的歷程，是認知不斷迭代升級的過程。

　　作為崔道植最小的兒子，崔英濱成長歲月里的困惑、不解、沖撞與順從，既沒有他的父親協(xié)助偵破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轟動，也沒有檢驗7000余件痕跡物證無一錯案驚人，但這些最終竟神奇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我漸漸成為了你”。

　　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現(xiàn)場

　　如果時間倒回到崔英濱的童年，父親的形象除了能喚起紅燒肉和燒茄子兩道父親拿手菜的香氣，其余便是模糊的了。

　　“他那個時候很忙，后來我計算過，一年365天，父親大概有200多天都在外面。”在崔英濱彼時的記憶里，父親是別人口中屢建奇功的國寶級痕跡檢驗專家，中國刑事技術的“定海神針”，公安部特邀刑偵專家，卻唯獨不像一個父親，不是兒子眼中無所不能的超人英雄。

　　1981年，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發(fā)生命案。彼時，DNA技術還未面世，指甲鑒定在我國刑事技術領域仍是一片空白，法醫(yī)在死者腹部發(fā)現(xiàn)的一小截指甲對破案幾乎毫無用處。

　　“指甲能成為鑒定證據(jù)嗎？”崔道植迅速建立課題，開展研究。他收集了黑龍江省警校4個班共200名學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觀察這些指甲從開始提取到一年半以后的高低線條排列。崔道植發(fā)現(xiàn)，不同年齡階段指甲的特征和穩(wěn)定性不同，發(fā)案以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認定犯罪分子。不到兩年，“人的指甲的同一認定”研究成果出爐，填補了我國刑事技術領域的又一空白。

　　兩年，對一個重磅研究成果來說，并不算長。但像鋁箔膠片痕跡檢驗、痕跡圖像處理系統(tǒng)、槍彈痕跡自動識別系統(tǒng)、指甲同一認定、牙痕同一認定，這樣的重磅研究成果卻幾乎占據(jù)了崔道植64年職業(yè)生涯的全部時間。“他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現(xiàn)場”，對崔英濱來講，他的父親大多數(shù)時候是缺席的。

　　“有一次去辦公室找我爸，已經(jīng)連著好幾天沒見他了。”辦公室沒人，崔英濱順著燈光，七拐八拐地在地下實驗室看到了父親，當時的場面把7歲的崔英濱嚇壞了，“我看見我爸和法醫(yī)黃大爺正對著一具死者尸體來回比劃”，他嚇得哭了起來，大喊“你們是‘殺人犯’”。

　　這是父親的職業(yè)給崔英濱童年留下的唯一有畫面的記憶。“我常常好多天看不到他，就跟我母親在一起，那時候我是有些不理解他的”。

　　但“刑事案件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發(fā)生”，崔道植必須時刻準備著，隨時出現(xiàn)在現(xiàn)場。

　　為什么沒日沒夜地工作？

　　崔道植22歲從部隊轉業(yè)到黑龍江省公安廳，后被選送到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學校學習痕跡檢驗，成了國家第一代刑事技術警察，并且是當時黑龍江省公安廳唯一的刑偵技術人員。

　　工作量大，又格外需要責任心和時間。痕跡檢驗包括手印、足跡、破壞工具痕跡、槍彈痕跡及特殊痕跡五部分。一般的痕跡在2mm左右，檢驗一個彈頭要在顯微鏡下看4-6個小時。

　　隨著技術發(fā)展，DNA檢測等技術手段開始應用于刑事偵查。崔道植是先進技術的推崇者，“必須時刻注意新技術的發(fā)展，幫助痕跡檢驗”。

　　但技術手段終究只是輔助，痕檢需要的是經(jīng)驗和反復勘查、研究，“必須人到現(xiàn)場就位，認真、細致、嚴密地對現(xiàn)場所有可能留下痕跡的地方進行勘查，絕對不能遺漏”。

　　1992年崔道植升任黑龍江省公安廳刑事技術處處長，行政事務多了起來。為了保證痕檢工作不受影響，他的辦公室門上常常會貼著紙條廣而告之，“我在xxx房間”，這個房間往往就是痕檢實驗室。“發(fā)現(xiàn)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時間，不知道什么是節(jié)假日，那時也不懂得陪伴。”崔道植說。

　　崔英濱也不懂父親，“為什么要這樣沒日沒夜地工作？”

　　掀開崔道植的衣袖，手上一道深淺不一的刀疤或許就是答案，那是小時候被地主砍傷的。

　　崔道植是朝鮮族，1934年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一個叫“三八大”的村莊，時值日寇鐵蹄踐踏、三座大山壓迫，他6歲就成了孤兒，在村里資助下才讀完了小學和初中，轉業(yè)后又在單位的支持下學習了痕檢，走上了技術人員的道路。

　　“工作以后，我就總想著要報恩，想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給我熱愛的工作和國家。”崔道植說。

　　“沒有父親我不會選這份工作”

　　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發(fā)生時，崔道植已經(jīng)63歲。北京、新疆兩地現(xiàn)場遺留的彈殼是唯一有價值的線索。根據(jù)當時的鑒定結果，認定北京彈殼來自“八一式自動步槍”，而新疆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兩地的連環(huán)槍擊案無法并案。可是，沒有人敢為這個結果“打包票”。

　　崔道植被請到了新疆。16枚彈頭，64次比對，40余枚彈殼，崔道植在顯微鏡下觀察不到2mm的槍彈痕跡三天兩夜，終于得出“都是八一自動步槍，建議新疆北京并案處理”的結論。

　　這個“拍著胸脯”給出的結論直接幫助偵查人員偵破了1997中國刑偵一號案白寶山案。崔道植采用的鑒別手法成為槍彈痕跡鑒定的教科書式案例。

　　他的學生說，崔老是痕檢大師，就在于他能把很多人不確定的結果確定。“是”與“不是”的認定，甚至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

　　白寶山案的第二年，崔英濱從部隊轉業(yè)，成了一名刑事技術警察。在別人眼里，子承父業(yè)、傳承衣缽，無比完美。而對崔英濱來說，卻更像是一個被動決定，“沒有父親我不會選擇這份工作”。

　　2000年，某地發(fā)生兩起持獵槍搶劫案。在當時，獵槍案件的研究偏屬地化，彈頭彈殼的比對十分困難。這是崔英濱職業(yè)生涯里遇到的第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

　　他找到崔道植，“那是我們倆溝通最多的一段時間，差不多大半年時間里，我每天都會跟他討論，匯報檢驗的進展，聽取他的意見。”在崔道植的指導下，崔英濱和同事對當時國內(nèi)全部獵槍生產(chǎn)廠家進行調(diào)研，所有槍種槍支打驗、分類，形成了一份覆蓋全國的綜合數(shù)據(jù)研究報告，并在公安部立項。

　　開始親近起來的父子關系在兩年后再一次降溫。2002年，崔英濱通過公開競聘，升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刑事技術支隊副中隊長。

　　工作上的第一個進步卻被崔道植打了叉，他找到崔英濱的領導，“我的兒子不適合做領導，他的精力應該放在痕檢業(yè)務上。”崔英濱不明白父親為什么這么做，“太生氣了，我爸卻只說年輕人應該把本職工作干好”。

　　對于父親的很多決定，崔英濱一度無法理解。“家里人的一切要求，包括合理的，全都免談，更別說工作調(diào)整了，每次提起都會被駁斥，后來我們哥仨都習慣了，也就不再提了”。

　　理解父親，“不是一瞬間的事”

　　全國優(yōu)秀人民警察、哈爾濱市勞模、哈爾濱市十大工匠，先后榮立個人三等功二次，二等功一次，從事刑事技術工作20年，崔英濱獲得的榮譽并不少，但他仍然很難形容自己究竟學到了父親的幾成功力，“只能說除了特別疑難的問題，多數(shù)痕檢我都能完成”。

　　崔英濱職業(yè)生涯檢驗7000余件痕跡物證，無一錯案。在父親的完美履歷下，崔英濱常常被拿來比較，不敢有丁點閃失，怕辱沒了父親多年積攢下的名譽。

　　這種比較是不能避免的。苗建茁是哈爾濱市公安局刑事技術支隊政委，與崔家父子相識多年。“老爺子很倔，說話直來直去，從來沒有多余的話，這一點英濱很像他父親，有軍人氣魄，說干就干”。

　　痕跡檢驗是個“蹲著干”的活，為了看清現(xiàn)場痕跡，痕檢人員需要蹲著、趴著、躺著、蜷縮著，用各種姿勢完成勘查，有時還需要真槍實彈地還原現(xiàn)場。在這一點上，85歲的崔道植沒有退縮過，崔英濱更不敢有一點偷懶。

　　但在鉆研和細致方面，“他還是比他父親有差距”。

　　過往工作中，那些因為反差不強、垂視看不清而被舍棄掉的痕跡，是崔道植的一塊心病。為了增強反差，變“廢”為寶，1994年，60歲的崔道植通過自學，熟練掌握了計算機和PS技術，并應用于痕跡圖像的處理，于是有了1996年獲公安部立項的痕跡圖像處理系統(tǒng)。

　　崔道植還發(fā)明了用鋁箔膠片提取彈頭膛線痕跡。在崔英濱和大兒子崔成濱的制圖和設計下，父子三人完成了彈痕展平裝置。在相同的職業(yè)領域，崔家父子找到了共同話題。

　　頻繁出現(xiàn)場，反復勘查，實驗室里一待十幾天，半夜一個電話隨時就要出差，那些讓他無法理解的父親的曾經(jīng)，在多年以后竟成了崔英濱的日常。成長歲月里的沖撞與順從，最終神奇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我漸漸成為了你”。

　　“那不是一個瞬間的事情，而是在我多年的工作中逐漸地體會到了他的苦衷。”崔英濱開始漸漸理解父親，理解了童年里那些疏于被關注的情緒和缺少的陪伴。

　　“神探”背后是一家人的犧牲

　　崔家人的心里有一個始終難以解開的“結”。

　　2016年，崔道植的老伴金玉伊被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癥。講到這里，崔道植哽咽了，崔英濱牙齒緊緊咬住紙巾嗚咽，壓抑著情緒。

　　“這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父親的地方。”1999年，崔道植辦理了退休手續(xù)，但他仍然按時上班下班，保持著退休前的節(jié)奏。其間，除黑龍江省內(nèi)的刑事案件外，鄭州特大持槍殺人案、白銀案等全國的大案要案背后都有崔道植的重要貢獻。

　　“退休前，他的主要精力都在實驗室和現(xiàn)場，對家庭，特別是對我母親照顧得不好，老太太年輕的時候經(jīng)常因為我父親的工作生氣。”母親年輕的時候沒有享受過愛人的陪伴，老了得了這樣的病，崔英濱覺得，父親總歸是有責任的。

　　一直想要“報恩”，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黨和國家的崔道植，過去從沒有想過為了成全他的無私，背后卻是一家人的犧牲。

　　崔道植顫抖著端起紙杯喝了口水，努力掩飾著洶涌的情緒。空氣靜止了幾十秒，“我確實對老伴兒關心太少”。

　　這是崔道植對過去幾十年虧欠家人的一次反思。去年開始，崔道植陪著老伴兒金玉伊住進了養(yǎng)老公寓。顯微鏡、鋁箔膠片、彈道展平器也一同被搬了過去，“已經(jīng)不去上班了，部里很理解，不常調(diào)我出差”。

　　現(xiàn)在他主要通過案發(fā)現(xiàn)場傳回的鑒定樣本進行痕跡檢驗。同時還在整理著參與過的案件現(xiàn)場資料，這些寶貴的一手資料將全部免費交給國家。“生老病死的規(guī)律在那里，我的時間有限了，留下這些給后來的人一些參考吧”。

　　金玉伊的記憶已經(jīng)破碎，偶爾會想起一些年輕時的事情。一次散步，金玉伊突然唱起了他們以前常會唱的朝鮮族歌曲《沒有門牌號的客棧》，“似箭般的歲月，誰能留住他，還給我的青春吧，我那最可愛最美好的青春”。

　　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認不得三個孩子，甚至有時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上來，唯一記得的是“上省公安廳，找崔道植，搞槍彈檢驗”。

　　崔英濱說，母親已經(jīng)把自己的生命和父親以及他的事業(yè)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我還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而對于崔英濱，崔道植更像是一個背影，在追趕父親的路上，這對父子完成了哲學家口中“精神成長的歷程”和“認知不斷迭代升級的過程”，漸漸成為了另一個“你”。

　　A10-A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姜慧梓